落秋文学

二 往事与随想（第2页）

……历史极少重复，它利用每一件意外事件，同时敲叩千万门户……哪些门户可能会开……谁知道?

又：

人类有一股本能的热情，要保全他们喜欢的任何东西。人生于世，因而希冀长生不死。人恋爱，而亦希图被爱，而且永远爱得像他发誓的那一刹那……然而，生命……是不具结保证的。生命不保证你存在，也不保证你幸福，她也不负责持续你的存在与幸福……每一历史刹那都充实、都美好、都自有其自圆自足之处。每一年都有它自己的春季、夏季、冬季与秋季，以及它自己的暴风雨与好天气。每一时期都是新颖、清新的，充满它自己的希望、含有它自己的喜悦忧伤。现在属于现在。不过，人类不知以此为足，硬要连未来也一起拥有……歌者唱歌，那支歌的目的何在?……如果你不自安于歌中乐趣，另有所望、别求目标，则歌者终有停时，你也只留回忆而空怀怅惘……因为当时你没有聆听，反而另有所待……你执迷于无法捕捉生命之流的范畴。你们［他意指马志尼、自由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追求什么目标呢?一项计划?一种秩序?谁构想的计划和秩序?谁独得这计划与秩序之秘?这计划和秩序是无可避免的东西吗?或者不是无可避免?如果无可避免，我们是不是木偶?……我们有道德上的自由罢?或者，我们是一部机器里的轮子?人生，以及历史，我宁愿想成一个既得目标，而不愿视为达成他物的手段。

以及：

因为孩子的确会长大，我们就认为孩子的目的是长大。但他的目的是游玩、自得其乐，做个孩子。如果只看过程的结局，一切生命的目的只是去死。

这是赫尔岑的核心政治与社会主题。其敌对者常指此为一种言过其实的功利主义，实则，他这个论旨进入俄国激进思想主流以后，对于夸张的功利主义，一直有解毒剂的作用。歌者目的在歌曲，人生目的在善尽此生。物皆消逝，但消逝之物有时可以慰解当事者所受的一切痛苦。歌德已经告诉我们，凡事并无保证，并无万全之计。人原本可以知足于现下，却不知足于现下。他不要美、不要今天的完满，因为他连未来也要拥有。马志尼，以及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号召大家为了民族，为了人类文明，或者为了公道正义、人性，要作至高至大的牺牲，忍受至高至大的痛苦，即使眼下无成，未来亦有可待。前述看法，就是赫尔岑给他们的答复。

赫尔岑厉斥这班人的主张。争自由，目的不是明日的自由，而是今天的自由，要让活着、各自有其目的的个人获得自由，使他们自由追求他们认为神圣，他们为之行动、奋战，也许舍生以赴的目的。

自由何以可贵?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因为自由就是自由。将自由牺牲于他物，就是活人献祭。

这是赫尔岑义理的极致。由此，他推出一个逻辑必然的结论：最深重的现代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落入抽象事物之纲。他据此结论，不仅用以驳斥他交往的西方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教士或保守主义者更不用说），尤其还驳斥他自己的密友--那位为了模糊、混淆不清而且遥远的目标，而长久不断企图煽起暴力叛乱、鼓吹酷刑与殉难的巴枯宁。依赫尔岑之见，人类极恶大罪之一，是试图将道德责任由自己肩部移开，付与一个无从预测的未来秩序去挑，而且假借某个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东西为名，在今天就犯下罪行，以为如果是为了某种利己的目的，这些罪行才算巨恶，如果是由于相信某种遥远且不可捉摸的乌托邦而作，这些罪行就是圣洁。

赫尔岑痛恨专制，尤其俄国体制，但是，他也终身深信，他自己的社会主义与革命盟友所倡之事同样危险。他所以有此信念，是因为他有一段日子同他的批评家朋友别林斯基一样，相信一种单纯的解决法可行，而且相信某一伟大体系--圣西门或蒲鲁东预示的世界--提供了这种解决法：如果以理性之道规划社会生活，而使社会生活秩序井然，并且创出一种清晰、工整的组织，人类问题即能有个一劳永逸的解决。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别林斯基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个单纯的信念，认为人类能有一种"空前灿烂，基础全新而且至坚不摧"的美妙生活。因为赫尔岑自己曾经相信这些基础（虽然不是单纯、绝对地信），又因为这信念在1848与1849年那几场可怕的巨变里崩溃、毁灭无遗，而且，在巨变里，他的偶像几乎个个证明有其致命的根本弱点，所以，他怀着格外激切的愤怒，斥绝自己的过去。他写道：我们号召群众起事击碎暴君，群众却不关心个人自由与独立，而且猜忌才智之士："他们要一个为他们的利益而统治的……政府。但是，他们从无自治之念。""鄙视王冠，是不够的；在自由面前，你也不可满怀畏惧……"

［我们的］建制……借蒲鲁东的客气说法，将会被［清算］……我惋惜［文明的死亡］。但是，群众--只从文明的死亡得到眼泪、匮乏、无知与屈辱的群众，不会惋惜此事。

他害怕压迫者，却也害怕解放者。他害怕他们，因为他认为他们是信仰时代那些宗教顽固分子的世俗传人。因为，凡是以一锐利干枯的计划，以一件紧身衣，当做所有人类疾苦的惟一可用救药，而把他这计划与紧身衣强加在人类身上的人，最后势必造成自由的人类--如赫尔岑自己之类--无法忍受的情况：赫尔岑这类人要有一个能发挥自己才具的范围，而且愿意尊重他人的独创、自发，以及他们要求自我表达的天生冲动。他称此为Petrograndism--彼得大帝的方法。他钦佩彼得大帝。他钦佩他，因为他至少推翻了中古俄国的封建僵化与黑夜。他钦佩雅各宾党人，因为雅各宾党人敢作而不愿无为。然而他十分明白，而且年纪愈长愈明白（1860年代末期写给巴枯宁的公开信《致老友书》里，就此说之甚明），彼得大帝的方法，阿提拉的作为，"公安委员会"在1792年的作为--以单纯与激进解决为前提的方法--往往终必导致压迫、流血与崩溃。他宣布，由狂热的信仰所鼓动的行事，在从前比较纯真的时代里无论有何道理可言，凡活过19世纪而明了人类真正如何构成--人与建制之质地组织如何复杂、曲折--者，都没有任何权力再如此行事。进步必须配合历史变迁的实际步调，配合社会的实际经济与社会需求。他最鄙视之物，无过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之中，又莫甚乎品格卑下、贪多务得、平庸琐屑或汲汲牟利的巴黎资产阶级。但是，他仍认为，资产阶级尚未演完其历史角色以前，即以暴力革命加以压制，只意味着，在新的社会秩序里，资产阶级精神与资产阶级形式仍将持续不绝。"他们不改变（监狱的）围墙，只想给它们一个新功能，以为牢狱的蓝图可作自由生活的蓝图。"自由人居住的房子，不能由监狱建筑家来造。如今，谁会说历史证明赫尔岑错了?

他对资产阶级憎恶如狂，但是，他也不要暴力造成的剧变。他认为暴力造成的剧变可能不免，可能会来，但他害怕。他觉得资产阶级是一群费加罗，吃肥了、飞黄腾达的费加罗。他说，在18世纪，费加罗穿制服，这制服当然是奴仆的标记，不过，仍有别于他的皮肤，还脱得开来；他的皮肤至少也还是个活跳、具有反叛性的人的皮肤。如今，费加罗赢了，成为百万富翁。他是法官、总司令、共和国的总统。费加罗统治世界，他的制服不再只是制服，变成他皮肤的一部分，脱不掉，同他那身肉结成一体了。

卑劣的中层阶级人如今统治我们。18世纪一切可憎、降志辱格，而为我们高贵的革命分子所抗议之物，都已成为这些中层阶级人的本质。然而我们必须等待。单如巴枯宁所欲，砍掉他们的脑袋，只会引出新暴政与新奴役、导致可恶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甚至更糟，成为多数人--万众一心，定于一尊的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穆勒所谓（赫尔岑认为此说颇有道理）集体平庸（ediocrity）的统治。

赫尔岑要的价值，他直言无隐。他只喜欢自由生命的风格，只喜欢博大、宽宏、不斤斤计算之事。他钦佩自尊、独立、对暴君的抗拒；他佩服普希金，因为普希金桀骜不驯；他敬重莱蒙托夫，因为莱蒙托夫敢受苦、敢恨；他甚至认可他的反动敌人斯拉夫主义者，因为他们至少还厌恶权威，至少还不让德国人得逞。他佩服别林斯基，因为别林斯基不屈不移，面对摆开阵仗的道德学院或政治大军，仍直揭真理。他认为，独断教条，其令人窒息，不下于资本主义的、中世纪的、早期基督徒的教条。

他说："人如果先解放自己，而不求解放人类，他们对人类的解放……会大有助益。"他知道，他更多个人自由的一贯要求里含有社会原子化的种子；两大社会需要--组织与个人自由--之间必须有个折衷，必须有个不稳定的平衡，俾保全一个起码的范围，让个人能在里面表达自己，而不会被彻底磨碎。于是，他大力倡议他所谓自我主义（egoism）的价值。自我主义之为物，不可未经斟酌，遽加谴责。自我主义不是邪恶。一只动物的眼睛里，就闪动着自我主义。道德主义者不肯善用自我主义而发挥之，反而妄事抨击。"他们想……把人变成泪汪汪、多愁善感、乏味无趣、老实和气、要求当奴隶的东西……但是，撕掉一个人心中的自我精神，等于剥去他的生存原则，除去他的人格酵素。"当然，固执己见，有时无异自杀。一大群人由楼梯迈下来，你不可硬要逆抢上去。那是暴君、保守派、愚夫、罪犯的行径。"毁掉一个人的利他精神，剩下的是野蛮的猩猩，毁掉他的自我精神，你得到的却是一只柔驯的猴子。"

人类问题太复杂，不能要求单纯的解决法。赫尔岑深信俄国的农民公社是一种"避雷针"，因为他相信俄国农民起码尚未感染欧洲无产阶级与欧洲资产阶级那些扭曲人性的都市恶习--但是，他仍指出，连这农民公社也不曾保使俄国没有奴役。自由不合多数人的口味，只为受教育者所嗜。欲得自由，并无保证成功的方法，欲得社会福祉，亦无稳定平顺之路。我们必须尽力而为，而且我们永远可能失败。

他的思想精义，是认为基本问题或许压根儿就无法解决，你能做的是试着解决，不过，你无法保证成功；无论什么主义的万灵丹，还是人类其他任何建构，都不足以保证私人生活能获致幸福，或者达到理性境界。理想主义与怀疑主义的这种奇怪结合，贯串了他所有作品--伊拉斯谟、蒙田、孟德斯鸠之见与此无大差异，不过，他最猛烈。

赫尔岑也写小说，不过，大致已为世所遗，因为他天生不是小说家。他的小说比他朋友屠格涅夫大大不如，却也有共同之处。看屠格涅夫小说里处置人类问题的手法，你会发觉，他也不以为那些问题可以解决。《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为疾病磨死；《贵族之家》结尾，拉夫列茨基忧郁不决，而其所以如此，并非由于有可为而不为，亦非因为某人居然想不到转个角就有解决法，或者想到而不肯运用，而是因为--借康德一句话："由人性之曲木，永远造不出直物。"每一事物，皆因环境有失、个人性格有过、生命本性有缺，共同使然。这种情形，必须正视、必须直书，若相信永远可能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就是庸俗，有时甚至是罪行。

赫尔岑写过一部小说，名叫《谁之罪?》，写的是一出典型的三角恋爱悲剧：小乡镇里，一位女郎嫁了个有德、理想主义但板滞又天真的丈夫，而我在前面谈过的一位"多余之人"爱上了她。这部小说并非佳作，情节也不值得重述，不过，此中要旨，亦即最显得赫尔岑本色的一点是，这情况原则上无可解决。这位恋人心伤欲碎，那位妻子患了病，而且大概去世，她丈夫亦有自杀之想。听起来，像一部典型凄惨、病态自我中心的俄国小说劣作。然而不然。此书之根本，在以极为细腻、精确、时而极为深刻的笔法，描述一个情感与心理处境，于此处境，司汤达的理论、福楼拜的方法、乔治·艾略特的深度与道德洞识都没有用武之地，因为他们这些理论、方法与洞识都显得太偏向文学性，是由固执不化的观念、从不切合人生混沌的义理中导出来的东西。

在赫尔岑（以及屠格涅夫）的看法精髓里，核心问题复杂而无从解决，想用政治或社会学手段解决，是荒谬之举。不过，赫尔岑与屠格涅夫自有差异。屠格涅夫内心深处绝非麻木不仁，而是一个冷静、超然、偶尔微带讽刺的观察者，从一个比较遥远的视点，观看生命的悲剧；他在各据点之间游动，在社会与个人要求之间、爱情与日常生活的要求之间、英雄的美德与现实主义的怀疑精神之间、哈姆雷特的道德与堂·吉诃德先生的道德之间、请求效率的政治组织与个人自我表达的必要之间摆动，悬在一种适性随和而不作决断、心怀同情而忧思深慨的状态里，微言讽喻，不愤世嫉俗，不轻使情绪，敏感体物，慎笃真诚，惟不轻作任何固常的寄托。于人格神或者非人格神，屠格涅夫既不十分信，也不十分不信；在他，宗教亦如爱情、利己精神、享乐之心，乃人生正常成分。他喜欢自持于一种中间立场，对于自己缺乏"信仰意志"（willtobelieve），甚至几有得意太过之势。因为置身局外，因为潜心静观，他遂能产生一种尽善尽美的伟大文学杰作--在神闲气定的回顾里，以精细结构的起头、中腰、结尾，写出他那些圆成周至的故事。他把他的艺术与他自己分开；作为一个人，他并不深心切望问题的解决；他以一种独特的冷淡，一种使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恼怒的冷淡，观看人生，因此，达到一位与素材保持相当距离的艺术家才能取得的纤细透视。他与他的素材有一壑之隔，此壑之中，只有他那种特殊的诗心能运行自如。

赫尔岑相反，关心过剧。他为他本人、为他自己的个人生活寻求解决。他的小说确属失败之作。他自身、他痛苦的观点，都过于猛烈地突入小说之中。话又说回来，他的自传速写，或者他公开讲述自己与朋友，谈论自己在意大利、法国、瑞士、英国的生活，笔锋舌端就有一种鲜活跳动、直截了当，其第一手真实感之传神，19世纪的作家无人能望其项背。他的回忆录是一部洋溢着批判与描述天才的作品，其绝对的自白，是一个想象灵活到自若地步，感受敏锐、不断反应，对高贵与可笑之事都格外善于体会，又完全不涉虚荣、不弄教条学说的人格才可能造达的境界。以回忆录作家而论，他无可匹俦。关于英国，或者说，关于英国时期的他自己，他的素描犹胜于海涅或泰纳。但看他就英国政治审判所作的绝妙记述，即可证明。外来反民在温莎公园闹起一场要命的决斗，出庭受审。赫尔岑写他对法官的观感，就是个例子。他以生动而有趣的笔墨，描述作风浮夸的法国政治煽动家与容色阴惨的法国狂热盲从分子，以及这班情绪激愤、近乎可怖的亡命异域之徒，与迟滞、僵冷、道貌岸然的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建制之间无法沟通的隔阂。他以伦敦中央刑事法庭那位酷似《小红帽》里那只狼的主审法官，为当时英国各种建制的典型代表：此公头戴白假发，身着长裙，脸形锐削如狼，薄唇、尖齿，言语细碎嘶哑，由那张框在诱人放心的娘们似的鬈发里、装满虚实莫测的慈祥和气的脸上发出来--那张脸，给人甜蜜的，祖母、老太太的印象，而衬上细小闪烁的眼睛，干硬、尖酸、恶意的司法幽默，慈祥的印象又不攻自破。

关于他厌恶的德国亡命分子，以及他钦慕的意大利与波兰革命分子，他的刻画，堪称经典手笔。他也速写各国的差异，诸如英国与法国--法国人终日群聚，论事明澈，擅长说教，花园格式工整，英国人则多独处，暗怀抑制不发的浪漫精神，底下纠缠着各种古老、不合逻辑、但文明深远而人性十足的建制；双方各自以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自居，寸步不让，却又丝毫不了解对方的理想。还有德国人。他断言，德国人认为自己与英国人同出一树，而英国人是此树比较优秀的产品，自己是比较低劣的果实。他们来到英国，三天之后，就放掉ja，满口yes，不需要well的场合，也连声well。他与巴枯宁素来都将他们最尖锐的讽骂留给德国人，所以如此，出于个人喜恶者少，而多由于他们认为德国人代表一切中产阶级的钳束人性、平庸凡俗、鄙野粗气之事，代表阴沉而器小量窄的军训教官所行的污秽专制，在美学上，这专制比历史里许多伟大征服者气魄壮阔的虐政更可厌。

十年以后，巴枯宁呼应此说：

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人说"我是英国人"、"我是美国人"，他是在说"我是自由的人"；一个德国人说"我是德国人"，他是在说"……我的皇帝强过所有皇帝，现在扼死我的德国军人也会把你们全都扼死……"

这种一概而论的成见，一笔扫尽整个国家与阶级的酷评，是这个时期许多俄国作家的特色，往往证据不足、有失公正，而且剧烈夸大，不过，也是由于愤怒反抗一个压迫性环境而发出来的真实表现、一种真诚而高度个人化的道德意见的表达。因为这种意见，这些文字即使今天读来，仍然生动。

他不肯恭恭敬敬，喜作反讽，不相信一劳永逸的解决，相信人类复杂且脆弱，认为人类结构的不规律划一，正有其价值，强制之以样式模型或紧身衣，是一种侮辱--同时，每遇一本正经而迂腐不通的激进派与保守派救世家都不断制造的所有僵硬干枯社会政治图式，他都无法自制，以踢倒打破为快。由于以上种种，赫尔岑为各方阵营中之热心分子所忌，乃势有固然。这方面，他与他的怀疑主义朋友屠格涅夫相似。屠格涅夫无法抗拒、亦无意抗拒说真话的欲望，无论真话如何"不科学"；凡有心理上一针见血之见，即使可能不合某一众口论定的、开明的观念体系，也直抒不讳。他二人都不认为，因为你赞同进步或革命，你就负有神圣义务，要压制真理，或者硬称真相很单纯，或者只因为另持说法，可能会协助或安慰敌人，你就必须故意将某些显然不可能奏效的解决法说成大有可为。

如此超脱党派与教条，而且习于吐露独立、时或扰乱人意的判断，赫尔岑与屠格涅夫都招致剧烈批评，四面楚歌。屠格涅夫写《父与子》，允宜为左右两派所夹击，因为两边无一清楚他支持何方。于此不定性，俄国"新"青年最为恼怒，指责他过于自由、过分文明、过喜讽刺、怀疑太甚，抨击他政治情感的游移、他过度的自审、他的不挺身介入、不向敌人宣战（行事反而等于一连串逃避与背叛），指他这些都是在破坏高贵的理想主义。他们的敌意指向所有"40年代人"，尤其赫尔岑--他们以他为40年代人最富才气、最顽强的代表，也确有道理。对于1860年代这些严苛、冷酷的年轻革命分子，他的答复，本色十足。这些新革命分子抨击他贪恋旧有生活风格、当绅士、家资丰厚、舒适度日、端坐伦敦而遥观俄国的革命斗争，与他那一代人沆瀣一气，当周遭满目卑污与哀惨、冤苦与不公，他只顾沙龙中高谈阔论、弄玄思、玩哲学，不往严肃的手工劳动里寻求救赎--诸如砍一棵树、做一双靴子，或者从事某一"具体"、真实事务，不与苦难大众同心同德，反而流连富裕仕女的客厅，与其余教育高级、出身高贵而同样无能的青年耽溺于无休无止的华丽空谈。这是纵欲、逃避，是对所处世界的恐怖与苦痛刻意装盲。

至于新一代革命分子，他们并非平空蹿出。过失在他那一代，是他那一辈在1840年代里的空谈生出了他们。这些人替世界向40年代的人报复--40年代人是"患上革命热情的梅毒的人"。新的一代要向上一代说："你们是伪君子，我们要当犬儒；你们说话像道德家，我们开口就要像无赖；你们对上无礼、待下粗暴，我们对谁都要粗暴；你们鞠躬而无敬意，我们将推挤冲撞而不道歉……"赫尔岑如此速写新一代的言行，他言下之意是：流氓作风解决不了什么事情。除非文明--善与恶、高贵与不高贵、价值与无价值之分际--获得保全，除非有些人既苛求、又无畏，言所欲言，不向某种大而无当、莫可名状的祭坛牺牲性命，因此不至于自己也沦为大群丧失人格、不由自主、迈向破坏的野蛮群众，否则，革命有何意义?我们喜不喜欢，革命可能都会来。"俄国文学针对俄国生活而草拟的巨大起诉书"并没有要求用新的平庸凡俗取代旧的平庸凡俗。"感伤、怀疑、反讽……这俄国竖琴的三弦"，比新唯物主义者粗糙且庸俗的乐观主义更接近现实。

赫尔岑最耿耿持恒的目标，是个人自由的保全。诚如他致马志尼信中所言，这是他青少年初期以来就奋斗不懈的游击战的宗旨。他独步19世纪之处，则在他意见上的复杂，而对于互相冲突，而且比他自己单纯、根本的理想，他也了解其成因与本质。激进分子与革命分子如何形成、有何理由，他也了解。同时，他还掌握到他们的教条将会带来的可怕后果。雅各宾党人那种严厉、高贵的光辉何由产生，他十分同情，对其心理有深刻的了解，而且认为他们在道德上轰轰烈烈，高于他极为心仪、但他们无情摧毁的旧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在旧体制下的悲惨、困厄、窒息、非人，以及其凄厉的正义呼求，他有透彻的了解--同时，他也知道，为这些冤屈复仇的新世界如果放任恣肆，必将造成其自身的逾矩妄行……赫尔岑的现实感，尤其他对革命之必要与代价的感识，不仅当代独步，也许置诸任何时代，都无人可及。他对当时危急的道德与政治问题的感识，远比19世纪大多数专业哲学家明确且具体--他们的能事是由观察社会而导出普遍原则，并将意见、原理与行为形态排列于条理整齐的范畴之中，作成前提，然后，以理性的方法，推出解决之道。赫尔岑早年的黑格尔素养没有毁掉他的政论家与散文家本色；对学院式的分类，他不曾养成嗜好；他独一无二的洞识，直透社会与政治困境的"内在质地"；而与此洞识相得益彰的，是他卓绝的分析力与阐述力。结果，暴力革命之必要、一双马靴价值高于莎士比亚所有戏剧之论（"虚无主义"批评家皮萨列夫的巧辩），自由主义与议会政治应受贬斥之说（大众亟需口之食、栖身之所、蔽体之衣，而此二者要给他们投票权与口号），他都了解，而且为它们提出思想与情感上都足称信实的理由。然而，有些文明以奴役为基础，由少数人产生神妙的杰作，惟少数人有自由与自信、想象与禀赋，来产生持久的生活形式，产生能在时间里屹立不坏的作品--对这种文明的美学甚至道德价值，他也有同等鲜明且清晰的了解。

《往事与随想》并无清晰的单一宗旨，亦非专为某一主题而作；作者未为任何公式、任何政治教条所役。职是之故，此作至今是一部深刻且生动的杰作，是赫尔岑赖以不朽的最大凭据。他所以不朽，另外还有名正言顺的理由。他的政治观与社会观殊可谓原创独造，而所以为独造，兴其原因之一端即可。在他同时代寥寥几位思想家里，他原则上拒绝一切全盘概括的解决法，而且掌握到为文而造文、为真实世界之人与事而作文的重大关键识别--能有此掌握的思想家，古往今来，为数甚少。不过，他是以作家之名垂世。他的自传是俄国文学与心理学天才的伟大纪念碑之一，堪与屠格涅夫及托尔斯泰的伟大小说并列。此作（低劣的翻译本除外）亦如《战争与和平》、《父与子》，极为可读，都不过时，没有维多利亚时代的气味，感觉上仍然现代得惊人。

政治天才的要素之一是，社会里的特征与变化仍在萌芽而肉眼难见之日，即有所敏感。赫尔岑这种能力甚高，便是眼见剧变逼近，他既无马克思或巴枯宁的粗砺的欢欣，也没有布克哈特或托克维尔那种悲观的超然。他像蒲鲁东，相信个人自由之毁灭既非可欲，亦非不可避免。不过，他又不像蒲鲁东。他认为，除非人类努力用心避免，否则此事极为可能。

2、简介

《往事与随想》是一部包括日记、书信、随笔，政论和杂感的长篇回忆录，成书于作者流亡期间，赫尔岑称其为"历史在一个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全书共八卷，记述了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的半个世纪里俄国和西欧的社会生活及革命事件，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把重大社会事件同作家个人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十九世纪的百科全书"，展现了俄国和西欧几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史和精神史。

一本十九世纪的自由之书

一册珍贵的欧洲思想写真

《往事与随想》是赫尔岑用血和泪写成的回忆录，它不仅忠实而真诚地记载了他的一生，而且正如他所说，这是"历史在一个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全书的覆盖面相当广，从1812年的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40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1848年欧洲的革命风云，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对人民的血腥镇压，直到50年代伦敦各国流亡者的活动和宗派斗争，60年代俄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和新一代革命者--赫尔岑所说的"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的成长，几乎包括了19世纪初叶至巴黎公社前夕的整个历史时期。赫尔岑在俄国的经历使他接触了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他的描绘构成了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来到西欧后，又碰到了1848年的革命**，目睹了欧洲民族民主运动波澜壮阔的群众场面，也经历了斗争失败后的惨痛景象。他是作为历史见证人写他的回忆录的，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便在于他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描绘一切，评价一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不是简单的编年史或大事记；它有统一的出发点，那就是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深切关怀和对进步社会思想的热情探索。

赫尔岑不仅是艺术家，也是政论家。早在40年代别林斯基即已指出，赫尔岑的艺术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思想的威力"。他的回忆录也是这样。赫尔岑总是站在维护进步事业的高度，评价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活动。在赫尔岑看来，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是首要的，这规定了他的写作意图和目的，写作不是作家个人的事，而是人类整个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在他的回忆录中，政论性和哲理性插话几乎随处可见，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一个基本特点。他把书名定为"往事与随想"，便是这个道理。

屠格涅夫曾指出，赫尔岑"在刻画他所遇到的人物的性格方面是没有敌手的"。本书艺术地再现了19世纪欧洲解放运动的许多历史人物，如马志尼、加里波第、科苏特、蒲鲁东、路易·勃朗等，思想界和文学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罗伯特。欧文、雨果、密茨凯维奇等，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如别林斯基、恰达耶夫和许多十二月党人。赫尔岑的人物画像从来不着重外表，他总是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细节，在适当的场合刻画他们的精神面貌，因此有时寥寥数笔，便能使人物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赫尔岑经历了错综复杂的一生，他的回忆录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它的艺术感染力更使它不仅成为俄罗斯文学中，也成为世界文学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今天阅读这样一部书，除了它在文学写作上的卓越成就外，还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