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13号,”汉斯说,“同组的同事给它起名叫光翼,但是我还是喜欢叫它13号,这是我设计的第13款尾翼,在直线时,它的阻力比别人小。在弯道,当drs——一种可调节的减阻系统,简单理解就是超车模式——关闭时,它的下压力形态会发生变化……我们利用了某种非稳态气流效应……”
他讲了一堆术语,什么涡流耦合、分离再附着……
我一个都没听懂,但抓住了核心:
“通过国际汽联的检查了吗?”
“用超算模拟了所有可能被检查的工况和角度,目前看,都在规则允许的极限边缘,但没有越界。”
汉斯补充说:“当然,实际造出来之后,可能需要应付很多次技术澄清和……呃,其他车队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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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懂了。
这是在规则上疯狂试探,在违法的边缘大鹏展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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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方案过下来,我的感觉是……
哈斯的工程师们,以前是戴着脚镣跳舞,现在我突然给了他们一对翅膀,他们想的不是简单地飞,而是想直接突破大气层。
顺便在平流层翻两个跟头。
每个激进方案的后面,都跟着一长串天文数字的成本,以及“需要定制”、“需要新工艺”、“需要更长时间测试”的风险。
所有汇报终于结束,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工程师们,从首席到新人,都眼巴巴地看着我。
咳咳,有点像一群等待投喂的忐忑不安的雏鸟。
冈瑟·斯坦纳,我们的大嗓门领队,难得严肃地抱着胳膊,看着我:
“老板,这些方案都很棒,但也都烧钱,而且冒险。”
“选哪个,怎么组合,你说了算。但我们要明白,一旦选了最激进的路,就没有回头箭了,会成为整个围场的靶子。”
我看了看幕布上那些奇形怪状的设计图。
又想了想系统里那个还剩十多亿的倒计时。
“为什么要选?”
我开口。
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我的意思是,”我指了指幕布,“这些方案,a和b,稳健和激进,为什么要二选一?”
卡尔迟疑道:“老板,您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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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伸出右手,紧紧握住。
“我全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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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二选一,是所有最激进的方案,整合到一辆车上!”
会议室里先是沉默,随即爆发出巨大的惊呼和议论。
“可是预算!时间!风险!”
“预算就是用来花的!”我斩钉截铁地说,“时间不够?加人,三班倒,外包,不行再加点钱四班倒!找最好的合作伙伴,用钱砸出速度!风险?f1比赛本身不就是最大的风险吗?我们按部就班,永远只能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的小车队。”
我看着一张张因为震惊和兴奋而涨红的脸:
“诸位,我们有钱了。二十亿。不是让我们小心翼翼地追赶,而是让我们重新定义比赛的。别人还在琢磨怎么把马车轮子做得更圆,我们要做的是直接发明汽车!”
“从现在开始,哈斯只有一个目标。”
“我们要造出一辆让所有人看到它出现在赛道上,就会倒吸一口凉气的车。一辆火星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