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直接点名《美国佬是强盗》。
作者是个老文人,叫周文彬,声明一下,跟闫解成之前收拾的那个周文渊没关系。
“近来有一首儿歌流传甚广,歌词直白浅露,旋律简单粗鄙。文艺创作要为人民服务,要通俗,但通俗不等于庸俗,易懂不等于浅薄。
把复杂的国际斗争简化为几句口号,把深刻的政治主题降格为童谣式的谩骂,这是对文艺创作的不负责,也是对人民群众审美水平的不尊重。”
文章写得很长,引经据典,从诗经谈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洋洋洒洒。
最后得出结论。
这样的作品,虽然暂时迎合了某种需要,但缺乏艺术价值,难以传世。
这篇文章一出来,立刻在文艺圈里掀起了波澜。
支持的人觉得周文彬说得对,文艺创作不能这么直白露骨。
反对的人则认为,现在需要的是能鼓舞斗志,快速传播的作品,艺术性可以暂时放一放。
争论很快从报纸扩展到日常生活中。
四九城大学中文系的一间办公室里,几个老师正在争论。
“周先生的文章我看了,说得在理。”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老师说。
“文艺创作,总要有点追求。不能为了宣传,就放弃艺术标准。”
“我倒觉得那首歌挺好。”
另一个年轻老师不服气。
“简单,有力,群众喜欢。你们没看到吗?现在满大街的孩子都在唱。这说明什么?说明它起到了宣传作用。”
“宣传作用有了,艺术性呢?”
中年老师反驳。
“再过十年,二十年,谁还会记得这首歌?”
“记得不记得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它有用。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原则。”
“为政治服务不等于不要艺术。”
“艺术也要分时候。”
争论声越来越高。
类似的场景,在文艺单位,学校,文化部门里不断上演。
就像几十年以后的短视频一样,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还有人觉得无所谓。
而普通老百姓,大多数没看过那篇文章,也不关心什么艺术性。
他们只觉得这歌好听,好唱,解气。
闫解成对这些争论有所耳闻,他放下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争吧。越争,传播得越广。
等大家都唱会了,争论也就没意义了。
自己要不要添把火呢?